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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大戰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則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責編:ldzldz 作者:時殷弘/於海峰 時間:200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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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85
【原刊頁號】110~116
【分 類 號】D7
【分 類 名】國際政治
【複印期號】200811
【英文標題】The Ends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rand Strategy
【作 者】時殷弘/於海峰
【作者簡介】時殷弘,曆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於海峰,浙江大學台灣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杭州 310027)
【內容提要】基於戰略理論、曆史經驗和政治思考,總結、提煉大戰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則。它們分布於四大領域:(1)大戰略的目的;(2)目的與手段的關係,連同手段及其資源基礎問題;(3)大戰略的思維方式和藝術本性;(4)大戰略的決策機製和領導素質。從根本上說,大戰略的形成、優化和貫徹依靠大戰略實踐者的智力和情感力的創造性運用。
【摘 要 題】理論探討
【英文摘要】Mainly based on strategic theory,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thinking, the issue of the ends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rand strategy are extracted, demonstrated, and elaborated here. They exist respectively in the four major fields. (1) the ends or objectives of grand strategy;(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s and means, together with the issues regarding means and their base of resources; (3)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artistic essence of grand strategy; and (4) its policy-making mechanisms and qualities of leadership. Essentially, the making, improv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and strategy depend on the creative employ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powers of its practitioner.
【關 鍵 詞】大戰略/目的與手段/大戰略思維/大戰略藝術/大戰略領導
    grand strategy/ends and means/grand strategic thinking/grand strategic leadership
【正 文】
    大戰略是最高層次的戰略,亦即政治實體的一種操作方式或操作規劃:自覺地本著全局觀念,開發、動員、協調、使用和指導自身的所有政治、軍事、經濟、技術、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資源,爭取實現自身的根本目標。
    偉大的戰略思想先驅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P1)他在此講的是關於戰爭的大戰略
    無論在戰時還是平時,大戰略都至關緊要。就一個國家而言,最具惡果的錯誤往往是大戰略錯誤,猶如海權理論家和戰略思想家馬漢所說:“如果戰略錯誤,那麼無論將領的戰術如何精妙,士兵的作戰如何英勇,戰鬥勝利如何輝煌,都毫無用處”。[2]
    本文基於戰略理論、曆史經驗和政治思考,總結、提煉大戰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則。①
    一、大戰略的重要問題:大戰略的目的
    大戰略的重要問題在於大戰略的目的。大戰略目的問題的主要內涵包括:大戰略的根本目標的確定方式、它們的應有特性、對它們的經久不懈的堅持以及各種基本的戰略目標之間的輕重緩急次序安排。
    要合理地確定根本戰略目標,就必須合理地界定五項相互影響的要素,即基本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基本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麵對的威脅的性質和大小,可供使用的實在和潛在的國家能力及其資源基礎,還有追求擬定的根本目標的可能的綜合後果和成本效益對比。[3](P38)人類事務固有其能動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因而要界定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要從這類形勢下的眾多利害關係中辨識出基本的國家利益,往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由原則化信念和因果信念編織起來的網絡。[4](P10-11)所謂原則化信念,包括詳情說明區分對與錯、正義與非正義標準的規範性觀念;因果信念則是關於因果關係的信念,提供了實現目標的一個指南。原則化信念一般能使人果斷行事,行事果斷本身又依賴因果信念,後者通過在認識上減小不確定性促使人直接對事態做出反應。[5](P14,17)然而,應當警戒往往出於其中的重大危險,即漠視或輕視客觀現實的能動複雜而執迷於與之相左的既定信念,規避艱辛細致的觀察、調查和反思。同樣重要的是,還需認知具體的國內外狀況中國家基本利益所受的威脅的性質和大小。對威脅界定過高或過低,會導致反應過當或不足,從而加劇威脅,或者生成別種威脅。至於界定可供使用的實在和潛在的國家能力及其資源基礎,由於在根本上涉及大戰略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因而留待後述;而它的下一項認知任務,即估量擬定的根本目標的可能的綜合後果和成本效益對比,殊為緊要。國家的政治行為是否合宜,首先或主要應看它對本國的綜合效應或後果,也就是看使用和消耗戰略手段與其資源基礎所能得到的相對收益,或反過來說獲得收益所需付出的相對代價。
    國家根本目標應當具備如下戰略性要素:合理、明確、平衡、有限、集中和充分。其中,平衡、有限和集中尤為關鍵。一般而言,國家的多種利益互相間常有或大或小的緊張、競爭甚或衝突,要確定合理的國家根本目標,就需要盡可能合適地平衡這些利益,即對它們各自打上合適的“折扣”,使之構成一套內在動態平衡的戰略目標體係,並且使根本戰略目標既擁有明確的優先地位,又不過度損傷其他重要目的。這就要求恰當地限製根本目標,使之明智合理,避免極端。為此,道德上的適度或分寸意識非常重要,否則根本目標很可能缺乏節製。從意圖與能力的根本關係出發,要反對戰略目標問題上的兩種不當傾向,即目標的“過度伸展”和“不足”。前者會導致由於力所不及而遭到失敗,後者則會由於不充分動員和利用所有可得的資源而喪失可得的重大利益機會。[6](P27)
    在互相間往往難免緊張、抵牾和競爭的眾多國家利益和目標中間,必須確立恰當的輕重緩急次序,據此堅決地將最重要、最優先的利益或目標——國家根本目標——當做關注重心和努力焦點,不管確定這種次序包含怎樣的忍痛割愛之苦、舉棋不定之難和眾說紛紜之累。這就是戰略集中原則。舍此,一國有限的全部有形和無形資源難免不敷所用,大戰略的成功就無從談起。因此,最佳的大戰略可謂一種形式的經濟學。[7](P25-44)因而,要堅決和堅韌地對根本目標以外的所有其他利益、目標和事項打上必要和合適的“折扣”。戰略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喬治·F·凱南在設計馬歇爾計劃時曾說:“這個世界的麻煩比我們許多人認識到的更深刻、更棘手、更頑固……一國以其能量和物資產出當中經得起投入外部事務的富餘部分所能成就的(事情)有限,比我們往往傾向於記住的更有限。因此,我們絕對必須節省我們有限的資源,絕對必須將它們用在我們覺得它們會起到最佳作用的地方。”[8](P30)大概沒有什麼能比這番話更好地表述戰略集中原則了。
    政治領導人必須念念難忘根本目標,排除一切對“難忘根本目標”的幹擾。克勞塞維茨就戰爭問題揭示了一種哲理:“隻有(缺乏理性製約的絕對戰爭)……才會被政治引起後像是完全獨立於政治的東西而取代政治”;“既然戰爭由政治目的引起,那麼很自然,這個戰爭得以存在的最初原因就必然應當是重要考慮對象。”[9](P87)手段必須從屬於目的,幹事必須始終牢記為什麼幹事。在這方麵,需要提防幾種屢見不鮮的錯誤傾向:第一,自覺或不自覺地肢解戰略目標和戰略過程,將它們當做支離破碎的“專門事務”,並且沉迷於努力過程、操作技術和運行手段,從而忽視了原本的根本戰略目的,在行動過程中由戰略手段決定戰略目的,甚至讓手段毀掉目的。[10](P293)第二,不能真正地將利益(特別是經久的利益)與威脅區分開來,結果導致戰略思維上的一種本末倒置,亦即威脅決定利益,而非相反;或者說,將安全等同於擊退短暫的威脅,而非等同於捍衛經久的利益,不明白要避免將意在抗擊威脅的行動過頭地施行到危及利益的地步。[11](P143,257)第三,戰略規劃忽略或輕視估計對根本政治目的而言的政治後果,這樣的戰略規劃到頭來難免衝擊、扭曲甚至顛覆原本的根本政治目的。第四,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意識和大戰略目標,幾乎是為行動而行動,“闊步向前邁進,走入未知領域,而對最終目標是什麼、將用多長時間來達到這一目標、它的代價有多大全無清醒的認識”[12](p128)。要排除對根本目標的幹擾,就要明了和盡可能克服如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摩擦”及其造成的心理影響,堅持經過成熟的思考而來的信念。在實踐中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分心之事,它們往往使得堅持原本的戰略目的變得甚為困難。這就要求政治領導人不被成千上萬分心之事甩出軌道,並且克服無數下屬中間必定會有的相反傾向。[13](P580,656-657)
    二、大戰略的目的與手段
    大戰略的第二類特別重要的基本問題,在於目的與手段的關係,連同手段及其資源基礎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戰略就是目的與手段的關係,而大戰略的一個從此視野出發的很好定義,在於它是“基於手段和大目標這兩者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關係的全麵行動規劃”[14]。
    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係涉及如何按照手段或能力確定目標,從而達到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大致平衡,排除目標過高和目標過低的危險,尤其是防止目的超出可用的手段或能力。就此而言,特別不可取的是目的最大化主義、強烈的道德主義和莽撞輕率的對外政策征伐,它們杜絕目的與手段、目標與資源之間的大致平衡。為了這種極重要的平衡,在手段嚴重不足時,必須克服激情的巨大影響而急劇降低目標,以避免災難性後果的發生。同樣是為了這種平衡,需要周全、細致地區分實力與潛力、總體能力與在具體問題上的可用能力、實際能力與被想象的能力,謹防將它們混淆起來。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平衡要求導致了節省使用資源的必要性。節省資源是戰略的一個基本要求。戰略目的應該以盡可能最經濟的手段去謀求實現。與此相關的一條要求是對真正的威脅(尤其是對根本利益的真正的威脅)做出極嚴格的界定,從而在根本上節省資源。
    同目的與手段之間關係密切相連的一個大戰略問題是對稱戰略與不對稱戰略問題。對稱戰略意味著“針鋒相對”、“以牙還牙”,而不對稱戰略意味著“揚己之長、克敵之短”和“避敵之長”。這兩類戰略都利弊相兼。[15](P368-369)大戰略過程往往相對漫長,這就提供了結合運用對稱與不對稱戰略、以兼取兩者之長和規避兩者之短的可能性。
    服務於大戰略的手段及其資源基礎是多元的,因而必須辨識和使用所有各類可用的手段和資源,不能忽視其中的某一或某些類別。一位戰略研究者總結羅馬人曆盡艱辛打贏第二次布匿戰爭的經驗,頭一條就是“國力的一切成分都應被緊密結合進一種凝聚整合的國家政策”[16]。與此同時,也必須依照具體的戰略目的和戰略形勢,突出主要的一兩種手段,或曰充分擁有關鍵性資源,並且為此進行關鍵性資源建設。它在有的場合是數量、質量和種類合適的軍隊,或高效的軍事組織和軍事戰略;在有的場合是經全麵動員的大眾,或堅實充裕的財政能力;在有的場合是適用的國際體製或戰略文化,等等。物質和精神的戰略資源之厚薄,連同政治意誌之強弱,決定了在造就國家成敗方麵屢屢最重要的戰略耐久性。[17]
    與大戰略的手段及其資源基礎範疇密切相關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大戰略的“國內和國際合法性”。[18]一項優秀的大戰略必須有經久有力的國內民眾心理和民眾輿論的支持,有同樣經久有力的國際上的吸引力或盡可能廣泛的國際可接受性。國內民眾心理和民眾輿論的支持特別重要。《孫子兵法》強調,戰爭“經之以五事”,其中第一就是“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也”。[19](P1)大戰略家林肯也說:“公眾情感就是一切。有了公眾情感,無事可敗。沒有公眾情感,無事可成。”[20]另外,爭取民眾支持和塑造共識政治的必要往往與尋常的戰略邏輯相左,而且在某些政治文化和事態環境下,民眾及其輿論之浮躁易變構成戰略性失敗的重大潛因,因而政治家對民眾的正確引導非常重要,而這取決於他們的政治才能、戰略意識和負責精神。
    必須界定和明了為大戰略目的服務的各種手段的應有素質,例如應當有怎樣的武裝力量(包括國防體製、軍事體製、兵力結構、指揮結構、武器裝備、戰略文化、軍事思想和信條、武裝部隊人員素質等),應當有怎樣的外交(包括外交體製、外交思想和信條、外交操作素質和外交人員素質),應當有怎樣的對外經濟戰略,等等。從根本和長遠的觀點看,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戰略思想家凱南最看重的國力關鍵——一國社會的內在機體健康。[21](P14-15,86-87)社會機體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戰略資源。
    不同手段互相間的平衡至關緊要,就此往往格外突出的是在軍事與政治、軍事與經濟、軍事與外交之間。平衡就意味著必須對所有各類手段各自打上合適的“折扣”,防止“跛腳戰略”,防止“單純軍事觀點”、“單純經濟觀點”或“單純外交觀點”等。根本戰略目標和大戰略的全局觀念主控全盤,即“政治統帥一切”。隻有將所有各類手段統一在合理明確的政治目的之下,才能真正實現它們互相間的平衡和各自涉及的基本任務互相間的和諧。
    三、大戰略的思維方式和藝術本性
    大戰略的思維方式和藝術本性是大戰略的“活的靈魂”,它們深刻地蘊含了大戰略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兩方麵的特征,而全局性、靈活性和實踐性大概是可以就它們給出的最濃縮概括。大戰略思維方式理應支配關於政策行為的結果的戰略評估,並且必須經常重新審視、調整和修改大戰略。所有這一切表明,大戰略在本質上是藝術和藝術創造,它依靠才能、實踐、經驗和精神勇氣,甚於依靠概念和理論。
    大戰略思維方式首先在於全局觀念,連同由此而來的敏銳堅定的“分寸”或均衡意識。克勞塞維茨強調,戰爭是個整體,在戰爭中甚於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必須從觀察整體的性質著手。[22](P75)大戰略家丘吉爾也有與此相同的基本理解,並且用了特別精彩和凝練的話語予以表述,即“單一的觀念統一”、“全景視野”和“分寸”意識。[23](P108-109)在戰略史家保羅·肯尼迪與其教授同僚主持的耶魯大學大戰略講習班內,他們反複強調大戰略需要有全方位眼界和大圖景[24],必須抵製專門化傾向。大戰略要求其執掌者同時思考許多事情,“與傾向於沿我們的X對Y軸或我們的四聯矩陣出現、甚或在我們的駕駛員座艙電腦顯示屏上出現的相比,天地人間的事情更繁多更豐富”[25]。同樣重要的是,大戰略思維需要較為長遠的曆史眼界即宏大的遠見,這意味著以足夠深遠、足夠廣闊的時空尺度去透視當今,設想和思考它的較長遠的未來構造和走向,並且由此構思大戰略路徑。同時,這也意味著以平衡當前需要與長遠需要的方式操作相關的實踐,為此往往必須區分緊迫的眼前挑戰與真正戰略性的長期挑戰,避免一心關注前者而忽視或輕視後者。
    大戰略思維素質要求大戰略式的教育。戰略思想家是創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寬廣的宏觀思考者,有相應的較特殊的智識素質,即長於剖析現狀全局,把握總體圖景,辨識事態之間的聯係,產生有想象力的行動選擇和構築戰略性觀念。這樣的素質要求有基礎寬廣的教育,它的功能主要在於拓展受教育者的眼界和智識廣度,幫助形成大戰略思維方式,並且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以發動和武裝他此後經年累月幾無休止的“學習”。它應當產生戰略的決定者、規劃者和谘詢者,他們的本領更多地由對複雜問題的精致把握和影響大事態的能力去標誌,而不是由狹窄的知識、操作細節和對權威的忠順去界定。[26](P111)
    正確地評估戰略和政策行為的結果,是大戰略優化、修改和校正的一個關鍵。正確的結果評估必須是大戰略式的綜合評估,亦即要有較全麵的力量對比、勝負對比和成本效益評判,從全局觀念出發將每個局部和在這個局部上的得失放在它們恰如其分的地位上。不僅如此,這種大戰略式的綜合評估有時需要有足夠長時間尺度的曆史性。重要的是“總的權勢的微積分”[27](P294),而不是一個個在認識上被孤立開來的具體較量場合的成敗。有如克勞塞維茨就戰爭和戰役所說,如果“屈從於一個觀念,即奪取某些地點或奪占不加防禦的省份本身就可貴”,那就會傾向於將它們視為“意外橫財”,忽視其擁有“以後可以導致確實不利這一可能性”。因而重要的是最終結果而非某次孤立的收益。[28](P657)一言以蔽之,結果如何被看待取決於被追求的目的。[29](P211)
    大戰略需要有經常的重新審視、調整和修改。之所以必須如此,最基本的原因在於世事(特別是戰略形勢)的巨大的能動性和豐富的偶然性。必須充分理解和牢記環境能動的絕對性和人類認識的相對性,在難以預料的變化的形勢中進行戰略調整以求適應,牢記最重要的戰略素質是經調整適應變遷,或曰“與時俱進”,並且要為難以取消的受挫或失敗可能性留有餘地,為此規劃替代性選擇或所謂“退路戰略”。普魯士作為強國崛起的締造者,弗雷德裏克二世有一項曆經危亡邊緣而來的認識,那就是“政治家無法預見未來;那通常被稱為偶然性的東西、被哲學家說成是次級因果關係的東西,是他們估算不到的”[30](p456)。不僅如此,信息經常不健全。幾乎所有大戰略締造者都處於信息不全的狀況,不僅很難充分知彼,而且不易充分知己。還有,他們往往處於緊張的工作壓力之下,缺少時間去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因而注意力容易局限在狹隘的當前事件上。由於這一切原因,大戰略的一項絕對必要原則如丘吉爾所言:“改善就是改變,欲求完美就須經常改變。”[31]
    大戰略在本質上是藝術和藝術創造,它依靠才能、實踐、經驗以及精神勇氣,甚於依靠概念和理論。克勞塞維茨一向強調,戰爭及戰略操作是藝術而不是“科學”。他在一篇富含原創性的文章中說:藝術既是一種發展了的能力,又是將目的和手段結合起來的創造性活動;另一方麵,“理論是以概念方式展示的藝術。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看到這構成了整個藝術,唯獨兩者除外,即才能——那對每件事來說都是根本的——和實踐。”[32](P14-15)他在《論戰爭》中強調:戰略包含的一切都很簡單,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切都很容易;“為了堅定地實行到底,為了貫徹計劃,為了不被數以千計的牽製和幹擾甩出軌道,就需要性格的偉力,連同頭腦的清澈和精神的堅毅。”[33](P178)本質上是藝術的大戰略依靠不斷的審視,依靠其最尊重的兩樣東西——智慧和判斷力,而智慧和判斷力由經驗形成,由經驗優化,其中包括曆史經驗。[34](P5)
    四、大戰略的決策機製和領導素質
    大戰略的藝術本性使它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決策機製和領導素質。在此,“機製”一詞既被用來包含相對較有形或較固定的“體製”安排,也被用來包含狹義的機製,即決策機理、慣例、風格或集體行為特征。在一定意義上說,決策體製和機製的優化是擁有優良的大戰略的一個最重要的保障。與此同時,全部政治史和戰略史無數次地顯示,政治/戰略領導的素質有重大意義,甚至有決定性意義。個人(或小群體)在曆史上的重大作用也許最顯赫地見於大戰略領域,同時它或許也最突出地體現了曆史包含的偶然性和不可複製性。因此,對大戰略領導素質的觀察、敘述、理解和論說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經典的史述方式和廣義的“文學透視”。
    假設其他因素不變,那麼有了決策體製和決策機製的優化,一般就必定有決策本身的優化,連同行動結果評估和戰略調整工作的優化。參照曆史經驗和教訓,可設想的最優化的決策體製和機製至少有如下述[35](P259-263,421-426,647-654):它們能保障合理、迅速和有效地處理重要事變、危機事態和複雜困難的進程,形成大戰略與其所有基本的分支戰略,統一指揮和協調戰略實施和危機處理,而且做到既高度體製化,又在必要時靈活機動。它還能及時地進行戰略和政策的審視、調整和創新,同時靠體製化乃至政治文化的保障能夠有戰略締造過程中的充分討論和集思廣益,並且塑造在大戰略戰略和政策等各層次上盡可能廣泛的共識,特別是較高層的共識。
    官僚體製和官僚機構對大戰略決策往往有嚴重的負麵影響,需要將此減小和限製在可能的最低程度上。這至關重要,因為尤其是現代政府不可或缺的官僚機構體係有其特定的“機構文化”和機構利益,它們往往保守僵化,效率低下,自利優先,阻絕優秀的大戰略必需的戰略眼界、戰略創新、內在協調、高效和靈活性。[36](P84-85)這就更突出了尤其在重大、困難和新穎的問題上實現具有全局觀的集中決策和統帥領導的必要。
    對待大戰略領導素質問題大致有兩種方式:“規定”和“發現”。前者是從大戰略的各項基本要求出發,規定一套行為要求係統,符合它們就是具備領導素質。這種方式的主要弊端在於模式化的教條主義,因為大戰略領導者的個人特質和他們所處形勢的曆史特質,連同這兩者之間真實和特殊的互容互動(或者說他們各自的特殊“戰略故事”),全都似乎消失或不重要了。相反,“發現”主要是從觀察真實的、高度成功的大戰略領導者的特殊“戰略故事”出發,予以敘述、理解和論說,甚而比較某些不同的特殊“戰略故事”,從中提煉出就它們而言的大戰略領導素質共性。顯然,這就是主要甚而壓倒性地依靠經典史述方式和廣義的“文學透視”,後者對觀察和理解真實的個人必不可少。
    戰略史家加迪斯基於“發現”,曾在2005年的一篇演講中指出大戰略領導素質至少包括以下內容:(1)依據豐富經驗的優秀直覺;(2)樹立大戰略目標並予以堅持所需的精神勇氣和毅力;(3)對未經預料的事變做出迅速反應的能力;(4)為做出大戰略所需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號召而有的基於信仰的倡議和號召;(5)打動公眾和感染人心的雄辯才能。[37]
    戰略史家埃利奧特·科恩的《最高統帥》一書,通過精彩地論述林肯、克列孟梭、丘吉爾和本·古裏安的戰時領導,成就了迄今為止最好的大戰略領導素質“發現”。該書論說了這四位統帥的傑出秉性:既能透視混沌,總攬全局,又能關注細節,把握區別;對於在從技術狀況直至戰略大局等多個層次上的新事態、新趨勢異常敏感,認識迅速,及時調整,與時俱進;基於與下屬相比獨特的開闊的眼界,有力地貫徹和保障國家根本政治目的和政治考慮的主導地位;熱愛學習並經此熟悉和把握主要國務領域的專門知識甚至技術細節,懂得“如果自己不就……業務所知多多,就不能領導”;格外地知人善任,因為“領導的很大部分就是知道選擇誰,鼓勵誰,製約誰,撤換誰”;意誌頑強,不屈不撓,勇敢麵對勝負未卜的最大挑戰,並有“壯誌未酬身先死”的心理準備;掌握演說和寫作的藝術,以精心塑造的詞句去影響和引導各式群體和全民;還有幾乎最重要的節製和勇氣。節製即政治上、戰略上和個人情感上富有分寸,不走極端,善於應變,嚴於自律,懂得勝利應適可而止,最黑暗時保持信心,曙光初照時卻預感憂患。勇氣則是使大戰略統帥能夠首尾一貫堅持到底的根本素質,它“不是魯莽衝動的賭徒之勇,或絕望之人的孤注一擲,而是一個國務家的勇氣,無論禍福俱有能力正視現實而非一廂情願,不顧失望而堅持不已,知道眾多失去了的機會和仍在前麵等著的危險,盡管明了下屬和同僚不足勝任或心懷敵意卻照樣領導他們”;這是一種比甘願冒槍炮之險更罕見的勇氣,舍此其餘一切全無用處。[38](P211-224)
    對大戰略史和大戰略機理的認知必然是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存在認識的成功和認識的可能,但也固有製約認識的局限。局限的最基本的原因在於:一方麵,人世間事(包括戰略形勢)的格外巨大和豐富的能動性、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麵,人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的相對甚而絕對的有限性。然而,政治共同體的利益必需和實踐必需,加上人的特別是由政治和戰略激發的那部分智識興趣,給大戰略藝術認知和藝術創造提供著經久持續的強勁動能。不僅如此,從事大戰略實踐和認識的人也有著在可能範圍內爭取較多地克服能力局限的偉大潛能,那就是智力和情感力的創造性運用。
    注釋:
    ①關於大戰略基本原則的展現和闡釋,主要源於本文第一作者200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授的課程“國家大戰略的理論與實踐”。對它們的一個綱要式說明,見時殷弘:《國家大戰略理論論綱》,載《國際觀察》,2007(5)。針對國際上已有的大戰略理論仍然存在的一係列忽略和膚淺之處,以及國內外論著缺乏較充分和深刻論說的大戰略基本原則,本文將予以較詳情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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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ruce Fellman. "Training the Next Leaders." Yale Alumni Magazine, Mar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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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7] John Lewis Gaddi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Charles S. Grant Lecture, Middlebury College, April 21, 2005. http://www. 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1405703/posts.
    [29] Edward N.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弗裏德裏希·邁內克:《馬基雅維裏主義:“國家理由”觀念及其在現代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31] http://www.brainyquote.com/quotes/quotes/w/winstonchu100446.html.
    [34] 保羅·肯尼迪編:《戰爭與和平的大戰略》,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35] 威廉森·默裏、麥格雷戈·諾克斯、阿爾文·伯恩斯坦編:《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